2010年8月11日 星期三

抄書一段

借來的書差不多要還了,抄一段留起來。
王作榮【李國鼎先生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定位】(李國鼎先生紀念文集P.129)

民國45年,第一次四年經濟建設計畫執行完畢,農工生產已完全脫離戰爭殘破境況,進入正常軌道,通貨膨脹已完全在掌控之中,對外貿易,特別是對日貿易已大幅展開,國際收支及外匯準備已有顯著改善,整個經濟情勢已經大好。當時以尹仲容為首的財經決策大員立即察覺到這種情勢,要利用這一環境進行全面的經濟現代化,當時稱之為工業化,為台灣經濟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面。

這些構想和實施項目部份包含在自46年起至49年止,為第二次四年經濟計畫期間,這實是台灣經濟走上現代化達到今日水準的關鍵四年。我到現在為止,還不能完全了解當時那些參與這一巨大經濟建設工程的決策官員、主要執行者,與提供觀念及建議的參謀幕僚人員,何以會對當時的經濟情勢及未來發展有那麼高度的敏感。何以會有那麼多正確的新思想、新觀念,何以有勇氣敢於作嶄新的決策,又何以有能力貫徹政策的執行,更令人不解的是何以這些人竟然在同一時間出現在同一場景?

以筆者個人為例,我不過是一個區區小幕僚,我幾乎每天都有新的觀念和想法,而每次發生重大經濟問題,我立刻就會收集資料分析後,抓住問題發生的基本原因,提出解決辦法,預估未來走勢,我現在已經82歲,還有一點當年的雄風餘韻。對於所有這些疑問,我只能歸之於天意與國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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